反腐的大背景下,公款吃喝偃旗息鼓,但机关单位食堂逐渐成为“吃得更好”的暧昧之所。曾经,人民公社食堂承载了中国人“同吃一锅饭”的集体主义理想;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促使机关食堂走向市场,但同时却又保持了一个相关封闭的供应体系。走向市场又背离市场,体制内食堂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CFP

在井冈山时期,物质资源比较匮乏,革命根据地内的官兵在伙食待遇上差别不大。到了延安时期,随着“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物资相对丰富起来。1942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说明,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大中小三灶,依人员级别区分。当时的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有“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等规定。图为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新华社

建国前,由于长期处于战争条件下,中共形成了通过统一的后勤补给,为党政军提供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分配措施,即“供给制”。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制度得以保留。1950~1954年,约有10%的国家机关职工可享受相关福利。直到1955年,因为政经形势的变化,国家废止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图为50年代,东北一家工厂的职工食堂。fotoe/CFP

开展“大跃进”运动后,各地人民公社号召群众吃大锅饭,兴建公共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有些公社食堂还设立“流水席”,全天候让社员和过往行人免费随时吃饭。图为1958年11月6日,北京海淀人民公社青龙桥工作站一连食堂内,社员们正在吃早饭。新华社

但“大锅饭”背后真正握着饭勺子的是公社干部。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免费就餐、放开肚皮任吃难以维持,农民日趋不满。等到仓库储米耗尽之后,只能“勒紧裤带喝稀粥”。即便如此,仍有不少社员吃不饱饭。公共食堂在勉强维持三年时间后,按照农民的意愿相继解散。图为1958年,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一大队四小队公共食堂炊事员为社员准备午餐擀面条。fotoe/CFP

而城镇则是另一番景象,许多机关自己动手发展副食品生产。到1961年1月,仅中央机关51个单位,便建立了271个副食品生产基地。图为1960年,贵州省贵定县县级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种菜,不仅自给,而且还有多余供应市场。新华社

1960年,中央决定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即“特需供应”,享受福利的这些人被称为“肉蛋干部”,随后又出现了“糖豆干部”。这一政策之后后虽被国家取消,但由此形成的干部“公务特供”余波,却以种种变体持续至今。图为1983年,中国科技大学为中年知识分子办了一个营养食堂,每顿三菜一汤,主副食花色品种多,营养价值高。新华社

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步放权,机关后勤服务被推向市场,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一些问题却逐渐显现了出来。早些年间国内实行的粮油票等政策就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才得以取消。当时,凡吃商品粮的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科研所人员等脑力劳动者都可以获得定量的粮油票。图为1993年5月10日,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的第一天,朝阳区某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fotoe/CFP

机关食堂沿袭自大锅饭时代的粗糙质量与服务意识,在改革前就多为机关职工所不满。直到1984年,中央直属机关部分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后,各机关食堂才纷纷由计划经济时代靠中央全额拨款,到市场经济时代定额补贴,甚至全面实现市场化的转变。图为1984年,为解决职工子女吃饭难的问题,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十二职工食堂六一前开设儿童餐厅。新华社

建国初期为保证部分特需对象的食品供应部门则一直延续了下来。北京市二商集团专门服务于中央首长、外国元首及大型会议活动,其下属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有一个专门的车间用来接收外部企业送来的特供猪肉,并进行严格的安全监测。图为2011年3月16日,北京通州大红门,市民在参观生猪屠宰过程。CFP

不少国家机关还在北京周边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绿色食品最强调的就是安全,其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都能做到严格控制。例如,北京市农业局1984年在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向国家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提供。图为小汤山特菜大观园的“番茄工厂”,该套生产线是由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从荷兰引进的现代化连栋温室番茄技术。CFP

在一些特殊行业内,也存在着与国家机关类似的餐饮标准,比如运动员。2006年,正处于巅峰时期的刘翔在北京训练,餐厅会在每顿饭中专门为他做一道海鲜。这个待遇,在训练局近千人的运动员编制中,独其一人享有。一些重大比赛之前,运动员的饮食会更为苛刻,在广州亚运会前夕,运动员的膳食都是来自特供渠道,并且要求少吃肉,以免查出兴奋剂,而当时正值瘦肉精风波。CFP

除了特供渠道优势外,机关食堂凭借政府财政补贴、少交税等优势,在外部各项物资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筑起了一道“堤坝”,同时还能保证职工的食品安全。图为2011年,上海宝钢人才开发院食堂内的员工午餐,提供两荤、两素、一汤、四两米饭,还有一份水果,只需7.5元。CFP

近年来,部分机关食堂对外开外,以不同形式面向社会营业,增加创收。2009年广电总局新食堂落成,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广电总局302食堂改为离退休员工及其家属的专用食堂,就餐人数不足以支持一个占地千余平方米食堂的客流量。之后,该食堂与北京月坛街道办合作,成为第一个向居民开放的中央机关食堂。CFP

然而,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正对社会开放的少之又少,神秘感难去;另一方面,在中央厉行节约的要求下,一些单位的大吃大喝变得更得更加隐秘,变相藏身于食堂之中,使监管更难。体制内的吃饭问题,无疑已成为当前世相的另类折射。图为某驻京办内部餐厅宴会结束后,部分餐桌上的菜品基本没动过。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