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办公室。


澎湃新闻记者 卢雁 蒋子文


澎湃新闻4月16日从“胡耀邦经济思想座谈会”上获悉,为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一本涵盖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时期经历、言论以及其他党校人士回忆的书籍有望在年内出版。


该书执行主编、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向澎湃新闻透露:“(这本书)内容会很丰富,将有大量从来没公布过的第一手资料。”


“预计下半年(这本书)能够出版。”沈宝祥告诉澎湃新闻,书稿目前正处于中央党校出版社清样阶段。


当被问及书中会具体涉及哪些“第一手资料”时,沈宝祥告诉澎湃新闻,该书将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文章、讲话、批语、信件以及中央党校人的深情回忆。


今年11月20日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日。


胡耀邦于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共青团湘东南特委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长。


到陕北后,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胡耀邦历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9期刊发的《“中央党校造”:有营养的思想压缩饼干》一文披露,1977年6月4日,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结束了近3个月旨在“拨乱反正”的整风会议。当天上午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开了一个小会,说:“要办一个《理论动态》,把一些重大问题搞清楚。”


同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


从1977年6月起,沈宝祥就与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就在胡耀邦指导下筹办《理论动态》,时称“理论动态组”。此后,沈历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


1978年5月10日,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理论动态》第60期首发,比《光明日报》刊发此文还早一天。而作为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的沈宝祥当时便参与了该文的修改和编辑。


沈宝祥称,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推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亲自审定关于理论动态的稿件。



为什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这段日子很敏感


本文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 著,北京出版社出版,本文人民网原标题《胡耀邦敏感时刻巧妙表态:支持揭批康生》


满妹|文


父亲的再度复出是1977年3月。这个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前,中央决定恢复“文革”期间停办的中央党校,华国锋提名由父亲任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华国锋来到富强胡同6号


1977年2月26日,父亲被邀请到中南海谈工作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告诉父亲,中央党校将恢复,请他出来主持工作。父亲仍然表示:我哪儿都不去。


2月27日,叶帅约父亲到他家谈话,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已决定让你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去当常务副校长。你要去!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一番讨论之后,父亲表示:听从参座指示,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全力以赴做好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党校,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父亲任常务副校长。


一天,华国锋突然来到富强胡同6号。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意外:华主席到咱们家来了!他坐在约20多平方米客厅的旧沙发上,跟父亲无拘无束地谈起来。他来时我们全家人都习惯地回避了。事后才知道,叶帅听了选宁转达的父亲的3条建言,十分赞赏,竭力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推荐父亲出来工作。华主席这次来访,是谈党校工作的。


党史教学中的斗争策略


3月9日,父亲走进了中央党校。面对“文革”浩劫后的中国,父亲敏锐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打破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两个枷锁,一个是打破精神枷锁,从理论上击败“两个凡是”,将人们的思想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打破组织枷锁,平反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将社会各界从专制主义的迫害下解放出来。


按照党的十一大报告的精神,党校需要给学员讲清党的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情况,即“文革”期间的党的历史。讲述后两次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自然没有问题。可是,讲述第九次路线斗争,即所谓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问题,就很棘手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此时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十一大仍然坚决维护毛主席的决定,给刘少奇扣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也还没有被摘掉。


父亲责成党史、党建教研室准备一个教学计划。计划草案拿出来后,父亲看了很不满意,批评说:这个教学计划的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践,譬如所谓“二月逆流”,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父亲当即决定重新拟制教学计划。一个星期后,参与工作的人们拿出了一个充满斗争智慧和策略的方案:将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别开来,前者属党内路线问题,而后两者则是反革命;不再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的提法,也不再给刘少奇戴“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父亲很赞同这个方案,当即决定以此方案为基础,形成党史教学的“讨论提要”。


这个“讨论提要”后来在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要求中央尽快甄别刘少奇一案。父亲立即指示政治部以校党委的名义,将学员们的反映整理出来,连同“讨论提要”,一并上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以促成刘少奇一案的平反。


为中央党校右派平反


父亲在党校住在一排两层楼的楼房里。晚饭后,他一般都在校园里散步。他走路的速度很快,秘书老是跟不上,忍不住说:“耀邦同志,你为什么走这么快呀?”父亲说:“你不明白,我个不高,打仗时一定要快走才能跟上部队。时间久了,就养成了走路快的习惯。”


散步时,父亲常与秘书聊天。有一天,在谈到工作的困难和如何进展的时候,父亲感慨地说:“将来我们要写本书,名字就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今年62岁,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要争取时间,加紧工作。”


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党校的各项工作。他亲自主持,为中央党校的99名右派平反,为被康生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的全体人员恢复名誉,在全校展开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查处造反派的工作。


看小字报支持揭批康生


秋天的一个傍晚,秘书走进屋对父亲说:“刚才有一个电话,说有一张小字报是揭发批判康生的,就贴在离我们住的不远的地方。要不要去看一下?”父亲说:“走,看看去!”


他俩看完小字报,天已擦黑儿。父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回走。这时,秘书发现有不少人在不远处观察他们,不得其解地问:“耀邦同志,你看到远处有人在看我们了吗?”待他们拐了一个弯,父亲微笑着反问:“小梁,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


当时,康生虽然已死,却是以“伟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优秀理论家”盖棺论定的。事实上,康生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干将,是历次党内斗争总搞极左和靠整人起家的“理论家”。“文革”中,被康生点名戴上叛徒、国民党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帽子的干部,就有600多人。那时,“谁要是反对康生,谁就是反革命”。


在党校把揭发康生的大量材料整理报送中央后,党内开始了调查、揭发和批判康生的工作。这不仅揭露了康生的本来面目,也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战线上的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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