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向中国“红二代”颁发奖章,把前苏联的“红色摇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再次迁入世人视线。


如果你看过电影《红樱桃》,就多少会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度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张闻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如今,这群当年一同前往苏联的中国孩子中,幸存者寥寥。


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向中国老兵授予“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的仪式,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杰尼索夫身着盛装,代表普京总统,在仪式上向35位获奖者颁发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后代均到场领取了奖章。俄方表示,该纪念奖章授予那些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事业(在战场或在后方)做出了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及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


接受纪念章的老兵刘爱琴(左、刘少奇女儿)、李敏(右、毛泽东女儿)和另一名授章老兵自拍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


接受纪念章的李特特,她是李富春的独生女儿。 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


老兵代表、著名红军将领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发言。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


身着暗色上衣和裤子、戴着眼镜的李敏坐在第一排,从杰尼索夫大使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仪式现场有来自其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人员向她打招呼,她边和对方打招呼边说“我是代我哥哥他们来的……”她说的没错,这些获奖者,包括没有出现的,其实都属于一个群体——他们都曾在前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


前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于1933年,位于莫斯科以北300公里的地方,是苏联为了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保护、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后代而建立的儿童院。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遭遇“白色恐怖”,中共党组织决定,将流落各地的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后代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1941年,最后一批中国孩子到达苏联。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00名中国孩子(其中有20多人出生于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受到教育,不断成长。


1950年,中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凡在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自己决定是否回国。这些中国孩子由此回到了自己父母战斗过的祖国。


曾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林彪之女林晓霖,高岗之子高毅,刘少奇和何宝珍的儿女刘允斌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和儿子蔡博,瞿秋白和杨之华之女瞿独伊,博古的女儿秦吉玛,蔡畅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陈伯达之子陈小达,林伯渠的女儿陈琳,任弼时的女儿陈松……


尽管条件艰苦,但赵绮莲认为,正是在苏联受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让他们这些“红二代”具有了比较优秀的品质。她说:“我们这些人,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后来至少都到省部级的岗位,也算现在说的‘红二代’了。可我们回国后都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成为各方面的专家,比如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就成为中国最早的核工业专家。虽然我们的父母都担任了很高的职务,但我们都很平凡,而且对金钱非常淡泊,没有一个腰缠万贯的。这在今天的社会是很罕见的。像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就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完全和普通人一样。”


前苏联的“红色摇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红二代们在那里有着怎样的红色记忆?中国红二代留学苏联知多少?俄罗斯为什么把战争奖章颁发给中国红二代,我们从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单刚,王英辉/著)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红色摇篮”里的中国领导人后代今何在?

  

1948年9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共和国元勋的儿女们小时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时的情景,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为朱德之女朱敏。(网络图片)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年3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

 
朱德的女儿朱敏(中)电影《红樱桃》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网络图片)

 
被授予苏联红军中尉时的毛岸英 网络图片


1953年,吕厚民为毛主席和李敏、李纳、毛远新在溜冰场上拍摄的一张照片。


1949年4月,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香山。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1991年9月突发心脏病离世);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2005年11月过世);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志远之子)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父亲是早期共产党人王明的机要秘书)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广州起义”的著名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前言作者:澎湃新闻记者王少喆 ,《“红色摇篮”里的中国领导人后代今何在》作者:单刚,王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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