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读书方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明明 王世军

编辑:学妹


海通以还,众多仁人志士为民族中兴著书立说,其中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可谓灿若星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院。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先设国学门,所以又简称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教授称为导师,当时只有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四位导师学问既大,其读书方法可借鉴之处亦多。


梁启超:读课外书为必修课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做学问的人不去“自发”地阅读课外书,文不识理,理不通文,最终将制约学术的创新。


如何读书?在梁启超看来,读书有精读、泛读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梁启超注重记笔记,“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叶数)。”


王国维:有批判地读书


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的“发章广告”中指出:“人若久注意一事物,则眼力易疲,疲则难入而易忘,故读书者必于读甲类后改读乙类,然后再读甲类,乃可以慰眼力之劳。”他主张学生要广泛阅读不同专业范围的书籍,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还可以使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积极的休息。这一点与梁启超的“读课外书为必修课”有些类似。


笔者认为,王国维之主张关键在于“不同专业范围”诸词,因为往往在常人眼中看似关系很小的学问会成为新知识、新观念的触发器。知识越通全面,类比归纳的资源越丰富。


如何读懂一本书?哥德说:一门科学的历史就是这门科学本身。可见对特定学科历史的认识对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为了解决日夜困扰自己的人生问题,王国维决定研究哲学,并首先从包尔生的《哲学概论》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入门。在对待这些书时,王国维说:“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即能读懂多少算多少,读不懂的暂且放弃。


读书时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维。王国维深谙此道,他说:“如果缺少观点,缺少见识,读书再多,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有补,而只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如他对戏曲的定义(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即是从大量资料中提出,并借为一种标准,重新审视中国戏曲。


陈寅恪:有校勘、有批语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蒋天枢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了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笔者认为,读者在读书时往往会或多或少地形成特定的意念,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生产自己的思想。而思想的表达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即语言文字,而且我们只有正确地知道特定的事物所对应的语言文字,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它们。更进一步说,对读本的圈点评注意味着有意识的个人思想表达和特定心理联想的强化。


不唯书,敢怀疑。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


赵元任:熟读成诵


在《赵元任生活自传》(又名《从家乡到美国》)中,赵元任这样记述小时的读书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他就不知不觉的懂起来。有名成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给它改几个字儿可以说:‘熟读经书十三部,不通文章也会通’。我好些书都是先背熟了,后来才慢慢儿懂的。”这个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根据神经系统科学,理解的记忆只动用了表层大脑,只有大量反复的朗读和背诵可以帮助打开大脑内由表层脑到深层的记忆回路,记忆的素质因而得以改善。


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认为,民国以前的儿童在七八岁时需要背诵《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等古典文献,但这种教育方式在民国时期就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其实,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存在规律来看,汉语言文字没有太多的词法与句法规则,教学的重点可以放在直接记忆上。儿童的机械记忆力强,成长后理解记忆能力增强、社会生活体验日益丰富的时候,便容易融会贯通。


当然,导师们的读书方法也有失误的地方。如王国维将《红楼梦》完全套入叔本华的学说体系之内,则其不免于牵强附会。叶嘉莹曾指出“《红楼梦》一书之精神与价值并不完全符合叔本华哲学,而叔氏哲学本身又原就存有绝大之矛盾”。在借用西方理论处理中国问题时,一定要符合作品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削足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