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之|文


麝香,位列四大天然动物性香料(麝香、灵猫香、河狸香、龙涎香)之首,是极为珍贵的香料,同时亦是名贵的药材。


但一般稍有阅历的长辈对“麝香”却都讳莫如深,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少儿不宜”的禁药,耻于与晚辈随意谈论。


可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只要想想《甄嬛传》中,甄嬛第一次怀孕,因华妃的刁难罚跪,闻了含有麝香的欢宜香之后就流产的情节,就一定会恍然大悟了:原来麝香居然是堕胎药!


出口创汇的是“麝”香,不是“鹿”香

大多数人对“麝”这种动物的认知基本停留在鹿的层面。古人其实也不明其理,常将它与獐、狍子等鹿科动物混淆,于是它就有了很多错误的名字,比如香獐、麝鹿、香狍子等等。

直到明代的李时珍才在《本草纲目》中对麝做了很详细的描绘,“麝之香气远射,故谓之麝。或云麝父之香来射,故名,亦通。其形似獐,故俗呼香獐。《梵书》谓麝香曰莫诃婆伽。”但这些经验性的描述,反而表明了李时珍其实并不知道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现代生物学将麝划归为哺乳纲偶蹄目(Artiodactyla)鹿科(Cervidae)麝属(Moschus)动物。由于麝科动物的外形都极其相似,以至于麝科动物的种及种下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争议,但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的麝具有6个独立种:原麝、马麝、林麝、黑麝、喜马拉雅麝与安徽麝。

黑麝和喜马拉雅麝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我国学者发现并定名,所以古人知道的麝,只可能是另外几种了,它们的分布极为广泛:原麝分布于我国的东北和华北北部;马麝见于青藏高原及邻近各省;林麝的数量最多,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区均有分布。

正因为这种分布的广泛性,我国先民很早就对“麝”有了认知。秦汉之际的《山海经•西山经》和《尔雅•释兽篇》都明确提到了“麝”的存在,但这些典籍仅仅是对“麝”进行了简单的一笔概括,并未对它的香有所提及,倒是东晋的郭璞对这两种典籍作注时才言明了“麝有香”。

麝香

麝香,其实就是成熟雄麝香腺囊中的分泌物,如同雄孔雀的开屏,它的香味是雄麝求偶的最佳法宝。先民对麝香的使用要追溯到很早。

世界上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对它的药性有了精准分析:“麝香,味辛,温。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痫痉,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厌寐。”这种精准的药性分析是建立在相当程度的经验累积上,所以先民对麝香的使用还要更早。

《神农本草经》

至迟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享用到产于东方的麝香了。到了古波斯的萨珊王朝时期,使用中国麝香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由此可见,作为我国的特产,麝香不仅早早被我国先民所熟知,而且很早就能出口创汇了。

与国外常用麝香来制作香料类似,我国先民最初使用麝香,目的也是芳香身体和驱虫辟邪,但我国很早就将麝香入药,而且自此以后,其药用价值一直都更加受到重视。这可能是源于先民对麝香品性的熟谙,天然麝香本身易挥发,且香味不能持久,常常需要密封保存,而且麝香本身的香味异常浓郁,这并不符合国人的习惯。南朝宋的范晔在《和香序》中提到“麝本忌多,过份即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麝香即使被用来制作香料,也不会被单一使用,就拿配制和香来说,麝香仅扮演“活泼剂”的角色,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沉香,而包括麝香在内的最后“添加剂”,如郁金、甲香、豆著、詹糖和枫香等,只能起到改变香味的作用。


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详细论证了中国和萨珊王朝的麝香贸易。

道士炼丹,炼出了堕胎药和春药

虽然《神农本草经》早就言明了麝香的药性,但是从传世的两汉医药典籍中,诸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乃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都没有关于麝香的任何记载。这很可能是因为古人视医术为方技左道,对其不够重视导致的。


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关于“五石”,各家说法有所不同。

魏晋这个风流时代带来了思想的多元化与人性的解放。我们常引用鲁迅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佐证这一说法,鲁文中提到的“药”,指的就是五石散。

魏晋时期服散、行散在达官贵人那里如同家常便饭,五石散的始作俑者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在服用之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这五石散,其实就是致幻剂和春药。但除此之外,魏晋时期当然也不乏其他“名药”,麝香便是其一。

但为什么偏偏是魏晋时期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麝香的药用价值呢?这就要归功于那位被冠以处士之名的儒生——陶弘景了。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秣陵人,自号华阳隐居,著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谥号贞白。

魏晋时期有一部分儒生在政权动荡和名教式微的时局中醉心于种种旁门左道的方技之术, 他们的炼丹术又完美契合了道教的需要,这使得此时炼丹风气大盛,在繁多的炼丹实践下,麝香的药用价值就被重新发现了——

陶弘景在为《神农本草经》作注时,是这样描述麝香的:“治诸凶邪鬼气,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痞满,风毒,妇人产难,堕胎,去面目中肤翳。久服除邪,不梦寤魇寐,通神仙。”陶的注加上了“通神仙”的功用,是道教观念的影响,实际上,如果大剂量服用麝香便会产生迷幻剂的效果,效用类似于五石散。而关于“妇人产难”,陶的说法颇为隐晦,其实他的意思就指麝香可以用来避孕。

自此以后,麝香即被用作堕胎药的核心成分。例如宋代《妇人良方》中的生胎欲去方,明代《摄生妙用方》中的催生去胎方,《医林集要》中的妇人断产方,及《本草纲目》的死胎不下方、难产方等等,麝香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虽然魏晋时期的文献没有以麝香作为春药的偏方,但我们可以通过《本草纲目》引用的一些偏方来看到麝香的这种隐秘作用。例如:

阳事痿弱

紫梢花、生龙骨各二钱,麝香少许,为末。蜜丸梧子大。

每服二十丸,烧酒下。欲解,饮生姜甘草汤。

伤中阴痿,令强热生子

鹿茸 鹿角 鹿 髓及精 鹿肾 白胶 麋角 麝香 猪肾


当然还有一些知名的古代春药如美女倒提金方、素女與王母方也都少不了麝香的参与。

法国人费瑯编著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也提到了古代阿拉伯人将购入的中国麝香用于制作春药:“将少量的麝香和丁子香油之混合物涂于阴茎头”;杰克•特纳在《香料传奇》中详细谈到了西方人对香料的渴求还在于它们能制作春药。

麝香到底有多名贵?

但麝香可不是寻常人家能用得起的,据吐鲁番出土的大谷文书第3096号,上有天宝二年交河郡交易的部分香料的价钱,其中“麝香壹分上直钱壹佰贰拾文,次壹佰壹拾文,下壹佰文”。

壹分相当于四分之一两,所以1斤=64分,壹斤麝香的价格就为“麝香壹斤上直钱柒千陆佰捌拾文,次柒千零肆拾文,下隆千肆佰文”。唐代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敦煌地区一两银子价值麦四石八斗,也就是说一斤上好的麝香可以价值36.864石小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4350斤!

唐代及以前的麝香大都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西晋的土豪石崇为了炫富竟然“尽出其脾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糓”。《开元天宝遗事》更是记载了杨国忠为造“四香阁”,居然“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的故事。

文人阶层更是不甘示弱,他们制作香味独特的“麝墨”来挥洒风流,才子王勃就在《秋日饯别序》中写到“研精麝墨, 运思龙章”。

而且在唐代为数不多的医学著作中,例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及敦煌文书S.4329《不知名医方第十二种残卷》,用麝香所配制的药方还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今天的美容护肤品。

但从唐代起,一些普通药方中就常常用到了麝香。如苏敬等编写《新修本草》,其中就有用麝香治疗温疟、目肤翳、惊邪、腹胀满等病症的药方。到了宋代,各阶层对香料的需求都大量增加,麝香居然还要靠大量进口才能满足。

宋代以降,麝香就主要被当做药材而非奢侈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而且“美容药”的配方慢慢减少,麝香治病的范围却急剧扩大。就拿妇孺皆知的《本草纲目》来说,其中有一百多种药方使用到了麝香,而主治范围从皮肤科到眼科、儿科、妇科甚至精神科等等,可以说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万金良药”。

《本草纲目》

这种对麝香药性的熟谙说明古人在医学上的进步,但因为“是药三分毒”,所以古人对有“产难,堕胎”这种副作用的麝香的使用,还是很谨慎的。


麝香导致不孕的说法靠谱吗?

为什么我们记住的单单是麝香能导致流产和堕胎,而不是这种什么病都能治的“万金油”呢?

宋代以后的麝香常常入药已为我们所熟知,随着治疗范围的扩大,同时也要靠医生来告诫这些“药方”的禁忌,颇类似于现代药物“孕妇禁用”之类的注意事项。对孕妇而言,保胎对于她们来说是天大的一件事,而且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麝香这种负面作用也就被无限放大。

当然,野史小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托名汉代伶元的《飞燕外传》就虚构了赵飞燕为了青春貌美而服用息肌丸,最终导致终身不孕的香艳情节。这息肌丸中,自然少不了麝香的影子。

那么麝香真的能导致不孕和堕胎么?从现代医学研究来看,一定浓度的天然麝香可以对子宫平滑肌造成收缩,而子宫平滑肌造成收缩就有可能导致流产。但这要把麝香的浓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且与孕妇体征也有着很大关系。至于说不能闻一丁点麝香,就显得十分夸张了,因为昂贵的香奈儿5号中就含有麝香的成分。

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香水中的麝香一般都变成了化学成分不同的人工麝香,而且剂量很小。如果说用香水就能导致不孕和堕胎,那么浑身香水味的西方人可就都要断子绝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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