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不满36周岁。“人生易老”是感叹,“万里霜”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见当时毛泽东赋闲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亲人的程度。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来到福建上杭县,住在临江楼。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唯一的照片


重阳节期间福建根本没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词的末后一句,道出了毛泽东当时的悲惨处境与霜的心境。


屡受打击的处境


“开除党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朱毛”之争与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准备赴俄留学”。对于“朱毛”之争,很多年前是一个忌讳的问题,近些年来,党史界多有研究。实际上,其争论过程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的是毛泽东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专门讲了“朱毛”的争论。这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中。


井冈山时期“朱毛”争论的起因很多,争论内容更多,仅就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就列了十四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等。


在这些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毛泽东说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


“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毛泽东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时即动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朱、毛没有离开部队。然而,毛泽东却因与陈毅之争,离开了部队。


“毛陈”之争与毛泽东的“两次”处分。


作为红四军“三号”首长、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对于朱、毛之争一直起调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


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前,给毛泽东致信,让他参加会议。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因此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处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毛泽东的“讣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转移到福建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虽然是因误传而发的讣告,但说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万里霜”的心境


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不满36周岁。“人生易老”是感叹,“万里霜”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见当时毛泽东赋闲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亲人的程度。


“饶丰书房”。毛泽东离开部队后,“到闽西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定作战方案等。


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为什么起“饶丰”这个名字,饶有兴趣,丰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赋闲,读书取乐吧。


《模范英语读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随邓子恢转移到福建上杭县,在苏家坡住了一个多月,“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反正,无所事事,学点英语消磨时间呗。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击或疾病缠身时,往往想念亲人。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毛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27年8月31日离开杨开慧,整整一年没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击能不想老婆孩子吗?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


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


“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


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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