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凌

陕西人,1973年生,曾任职于新浪、新京报、财经杂志,新闻代表作包括《走出马三家》《秦城国史》等,出版了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非虚构写作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此文节选自他的最新著作《从出生地开始》,独家授权,多篇连载。


五、逃票者


有一次,在安康站候车室里,一个女孩走到我面前。她穿着紫色衣服,肩上挎着一个书包,着意地看了我一眼。我一时不明白她为何看我,似乎她早就认识我,眼神中有一种特别的说服力,却又包含着胆怯,似乎这胆怯和诚恳不能分开。


她的身形也有个地方很特别,似乎是在已有的纤瘦上,又减去了一分,即使是在当时喜欢纤细女孩的我的眼里。她看我没有反应,就转过了身去,面向我旁边的一个。这时我忽然明白,她是在要钱,同时脑子里嗡了一下,想到她显得纤细过了一分的原因,是没有双臂。


她的书包带子很长,顺从地贴在身上,露着一个不显眼的口。不出声求讨,只是用沉默的眼神看过去,几乎看不出地微微鞠一下躬。我一时不知如何举动,似乎倒是她刚才眼神里的深切阻挡了我,和她之间不是一个真正的乞讨和施舍的关系,使我胆怯。只是看着她一路沉默地走过去,每次只是看人一下,连头也不点,似乎少去了双臂的同时,她的眼睛里因此多了一些什么,只此已够了。


以后我在安康火车站,总会时常想起她,却再未见过。我一定是欠了她一点什么,为了当初的那一眼。也许再一次见到她,我仍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我再没有见过她。似乎她决心只出现一次就失踪,把一份欠缺永远留在那些没伸手的人心里。


直到去年的一天,我想写一篇候车室的文章,想起在网上搜索那个无臂女孩的信息,竟然找到了网友多年前拍下的照片,照片上女孩穿着紫衣服,正是我在车站遇见的。


只是这张上没有平静示意的眼神,倒是湿润闪光,眼泪马上要坠下来,或许由于面对镜头的效果。我知道那次的遇见,并不是她在火车站的唯一一次。


索性再用心搜索了一回,发现去年有人在北京一家书店拍下了一张无臂少女的侧面照片,穿着黄色短衫,露着一丝微笑,除了缺少双臂,应是一个漂亮大方的姑娘,一时无法和候车室里那个紫色少女联系起来。但文中标明了来自陕西省平利县,显然是同一个人。


不知她怎么由安康来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只碰见过一次平利人,是在地铁13号线上。当时听见两个年轻的打工仔说话,是家乡口音。家乡的八大县口音是近似的,凑上去一问,竟然是平利人,一个是县城,一个是冲河口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平利人,他们并无表示。我的八仙口音和他们的也不完全一样。她是西河人,网文还写了她的名字。我想到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朋友,他有一个习惯,经常中午骑摩托车出去遛一趟,我设想他一直骑到西河,找到她家的门户。


他听了很热切,说先打电话问问。第二天他的消息过来了。说她是十岁那年,因为爬上台子去摸变压器,两只手臂都切掉了。她们家在当地很出名,听说并不穷,还起了房子,大人带着她长年在外乞讨。并且,听说她还出嫁了。


我想到她在书店的照片,秀美的脸庞,微笑,全然褪去少年的苦涩,依旧清亮却少了潮润的眼睛,胸前柔美的隆起。虽然缺了双臂,或许仍有人愿意爱她。候车室目光的相遇,是埋在年代深处的一抹紫色,苦涩中尚含亲切,却难于轻易取出了。我没有想到在北京去找她和家人。在过于宽广的北京,她不需要再呆在车站候车室,我在各条地铁上也从来没见过她。那么她究竟是在哪里,在做什么。也许,我们会在过年回乡的时候,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室里碰见?


有一年,在北京西站旁边一处站牌下,赵玲的二叔接我们去良乡玩。二叔是当年上工农兵地质大学走的,单位在周口店,在良乡安家十几年了。家乡的头一门离了,现在的二婶是良乡本地人。二叔有好多年没有回乡了,听说是二婶怕他回去花钱。


奶奶过世那年二叔回去,给幺姑家给了两千块钱。那年岳母正好搬回八仙,知道以后心里不平,叫岳父写信给二叔,说家里开店亏了本,两个娃子上学经济困难,要支援一下。二叔就又给岳父寄了两千块钱。谁知道岳父收到钱并没有带上八仙,自己买了一件带羊毛里子的大衣,别的钱打麻将输掉了。岳母还以为二叔没寄钱,说他偏心,岳父才承认了,岳母气得了不得。那次之后,二叔就再也没回过乡。


二婶也不喜欢家乡的人到二叔这来。饭桌上,二婶提起张家勇儿的事。张勇儿本姓侯,母亲早年听信了人口贩子,被拐卖到河南,后来逃回八仙,带着勇儿嫁到张家,勇儿也改了姓。张家头一门两个孩子,勇儿自小喜欢在岳母家玩,有时晚上给岳母打伴。他十五岁就出门打工了,人聪明,在加油站里当过保安,在北京开过蒸面馆子,有一阵在良乡一个餐馆里做,常常到二叔家来,一来就喊叔叔婶子,经常带些凉菜,说是馆子里剩下的。二叔退了休没事情,身体也不好,勇儿还能陪他下下象棋。


二婶见他嘴巴甜,又总带东西,也不好说什么,还给他介绍了对象,是二婶一个远方的侄女海霞,海霞有些老实,是独生女,家里要招女婿。结婚的时候,二叔还当了证婚人,当时照了一些在餐馆办婚礼的照片,寄到岳母的店里,勇儿穿着西装打领带,胸前戴红花,脸上有些玻璃的反光。


可是勇儿忽然被餐馆开掉了,二婶打听到人家说他偷东西。勇儿对二叔解释说,海霞喜欢吃包子,老是要他从餐馆带,带多了就发现了。勇儿说自己打算继续开蒸面店,夏天来了不愁销。有天勇儿带海霞来玩,骑了一辆新自行车,二婶就怀疑了,说他哪里来的这样的自行车,一定是偷来的,可要小心连带上我们。问海霞,也问不出什么。二婶就硬要二叔去派出所反映,说他要真没事,你反映也不要紧。


派出所一查,车真是偷来的,勇儿参与了一个专门的自行车盗窃团伙,派出所还来找二叔,感谢二叔是个好同志,治安意识强。勇儿被拘留的时候,二叔去送过一次衣服,带的食品也不让送进去。放出来以后,勇儿没上二叔家来了。可他还给赵玲姐妹写信,多年来他一直给她们写信,他们从来不回,他却一直写,最后一封信说到他离开了北京,去河北下矿。


去了没两个月,他就赶上冒顶了。好容易才扒出来,眼窝和鼻孔里的煤都洗不掉了。虽说是招的女婿,这边也无人主持,骨灰送回了家乡安葬。勇儿离世的时候,海霞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她嫌孩子闹人,带孩子再嫁麻烦,从赔偿款里拿出一部分,请勇儿头一门的哥哥抚养。


这两年海霞一直没嫁出去,她又想儿子了,又心痛那八万块钱,想回八仙一趟,把孩子要回来。她这两年不常来,勇儿死的时候都没给信,好像是怪我们薄待了勇儿。可是这回她怕回去要不到娃子和钱,又想到你二叔了,要请他一路回去主持。我就没答应。你二叔这么大年纪,头发都白了,身体又不好,怎么敢再跟她回陕西奔波?二婶说。


二婶又说,张家勇儿的事,是我叫你二叔报的案。可是毕竟是他自己犯了法啊。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还不守规矩,可不就乱了嘛。


二叔不说话。


去年末尾,我和妹夫走在羊坊店去北京西站的路上,手里提着一袋骨灰。他是妹夫同地不同天的兄弟,在唐山的铁矿里修机器被砸坏了。妹夫到唐山去谈赔偿,带他的骨灰回去。


妹夫说,还没出事的时候,他人其实已经在回去了。


半年前他最后一次回家,说:“这次回来我是专门来看孩子的。”孩子在乡下父母家里。流天暴雨,他硬是当天把孩子接回了县城,一块呆了两天。


出事前半月,他在打给媳妇的电话中说:“朋友,今年我回来,你要给我另租一间房子住。我不和你们一起住了。”媳妇以为他在开玩笑,虽然他从来不是这么个开玩笑的人。


出事前一晚,父母听到有人在火屋里拖板凳,来回拖个没完。


在给媳妇那个电话里,他还说,今年回来,我一定要把我的户口办好。他十六岁离家到县城学艺,在人口普查和重新承包土地中,村上下了他的户口。出事之后,开户口证明遇到了很大麻烦。


现在,户口终于办好了。但是立刻也就注销了。


我想到张家勇儿有封给赵玲的信里说的,他虽说在外招了女婿,可是户口还在八仙,挣了钱,一定要回来起房子住。张家勇儿的骨灰埋在邻居家的柴山上,是用补偿款买的地皮。装骨灰用的是一幅花柳树料。


手上提的这袋骨灰,昨晚放在羊坊店路一家地下室旅馆的床位下,因为太贵没有用骨灰盒,一件他生前的衣服包起来装在提包里。妹夫害怕地下室的气氛,到我的租屋住,让他在地下室里独自留了一夜。


隔着布我按到了骨灰,其实不是灰是骨头,大大小小的,触到的可能是半圆形的膝关节。很沉,有五六斤,也许生前的重量并未消逝,凝结进了这包骨头。


在安检口的X光机下,这些骨头会显出什么形相。或许,有一个灵魂的阴影,飘忽地掠过监控画面,平生第一次成功地逃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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