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关,置身于当下的中国,除去个人的辛酸与美好,很少有人能与政治切割的干干净净,而这种个人与政治的关联最直接起源于十八大之后的人事布局与反腐治党。


作者:马俊茂 宋代伦 方乐迪

来源:大公网(takungpao.com)


班子稳定度


两年时间,大方向已成定局。政治与经济新常态已成“习式治国”的重要标签,顶层架构与制度设计重燃大国维新的动力。然而美好的愿景除了擘划师的智慧之外,更需要具体的操刀者来协力推进。


两年前,中共完成政治局递补更新的同时,在地方层面也进行了大面积人事布局,围绕十八大前后,共有11人成为新晋省委书记。他们以及以他们为主的省委常委会作为本文的主角,同时也是本期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特别策划的一个子篇章,从团队稳定度作为切入点,观察两年来中共省级政经生态的变迁与新气象。


省委常委是中国政治版图上绝对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上可直面最高决策层,对下管理了无数基层“父母官”。他们既是承包商又是分销商,将中央政策实时传导与监督执行,是他们肩上的双重使命。


省委书记作为省委常委会中的“老大哥”,又肩负起了十几人团队中凝聚共识、稳中求进的首要使命。在讲究团结为先的中共政治操守中,省委常委会班子的团结既决定了一域的格局,又反观出整个国家的政治大格局。


班子稳定度


最早从2012年11月21日起,晚至十八大后的2012年12月19日,依次有11省区市的“一把手”换班。分别是,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广西区委书记彭清华、内蒙古区委书记王君、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福建省委书记尤权。三个直辖市与广东的书记均是政治局委员,位列国家领导人行列。


其中,王儒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山西官场的联动强震,其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20个月后赴晋“拨乱反正”,虽则未满两年整,但由于在“班子稳定度”方面的显眼成绩,亦属本文统计之列。


所谓“班子稳定度”既是从成员变动的比例来判定,从书记上任之初算起截止当下,省级常委会中共有几人因何而变动,其中不包括书记的首次上任。从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组数字游戏,但是将所有数据并列起来,再结合政治大环境以及后续发生的事件来看,数字背后隐含着地方政经生态内在的演进逻辑。


当然,这种动态的变化,有其客观的原因,并非能直接体现出省委书记一人维护大局、团结班子的执政能力,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维度上数据反映出的事实各尽不同。还有一个更客观的原因就是,省委常委会中的人员都属于中管干部,所有的调配权都在中央层面。


两年来,本文所涉及的11省区市,在总数为143人的省级常委会中,共有35个职位发生变动。除去11位书记,变动率为27%。



变动率最高的是上海,13人组成的常委会中,共有6人在韩正执掌上海以来发生变动,不包括韩正刚好是一半人数,变动率为50%。其次是孙政才治下的重庆,共有5人发生变动,变动率为42%。


反观另一面,变动率最低的省份是上述王儒林曾坐镇的吉林省,发生变动的仅有1人,变动率为8%。位居倒数第二的共有三个省市,分别是孙春兰治下的天津、胡春华治下的广东与王东明治下的四川,只有两人发生变动,变动率为17%。



变化最大的上海层面,变动的六人分别是,市委副书记应勇、组织部长徐泽州、纪委书记侯凯、政法委书记姜平、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警备区政委朱生岭。原副书记殷一璀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由李希从组织部长一职升任副书记,应勇接替组织部长一职,李希在2014年4月北上辽宁后应勇继续替补,接替副书记,而组织部长一职由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徐泽州接棒。审计署原副审计长侯凯于2013年11月接掌上海纪委,原纪委书记杨晓渡奉命进京任中纪委副书记,辅佐王岐山打虎拍蝇。政法委书记姜平接替的则是直接进入中枢机构中办的丁薛祥前职务,丁薛祥现任中办副主任兼习办主任。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接替徐麟职务,而徐麟接替“回炉”人民日报的杨振武留下的宣传部长一职。“戎装常委”朱生岭接替到龄退休的上海警备区原政委朱争平。


或许上述数据在读者看来稍显繁杂,但这繁杂的背后呈现了一条相当清晰的脉络。韩正班子人员更替最频繁的原因也浮出水面,就是“政治高地”上海与中央层面的互动极其频繁。上述人事变局中,丁薛祥、杨晓渡、杨振武三人进京履职,李希则赴辽变身行政主官。这种上海与中央频繁的人事互动在早前就已成为一种政治气象。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人员的变动也造成了韩正班子一个略显尴尬的局面,除了韩正以外,包括市长杨雄在内的其他十二个常委无一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变动率居上海之后的重庆方面,共有5人,分别是市委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宣传部长燕平、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凌月明、警备区司令员高晓勇。张国清被称为“兵工少帅”,接替转任人大主任的张轩留下的副书记一职。曾庆红由江西副省长转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燕平则由江北区委书记升任宣传部长。曾当过贺国强秘书的凌月明从副市长任上接过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一职,两江新区是成立于2010年的国家级新区。“戎装常委”高晓勇则接替梁冬春遗留下的空缺,而梁冬春转赴成都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


重庆曾因为薄熙来的存在而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虽经过了时任副总理张德江的短暂过渡,但人事的持续变动一直延续到了孙政才时代。因此,孙政才班子的变化率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薄案震荡的后续效应。


王儒林因为山西官场的强震而临危受命,当时媒体曾大量报道一个关于他的话题,就是在其执掌下的吉林,未出现一例“老虎”案例,因此在关键时刻被中央委以重任。今次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再找出另外一条他成为“救火队长”的缘由。就是在他治下的吉林,近两年的时间,13人的省委常委会班子,只出现了一人变动的现象,在本文所涉的11省区市常委班子中是最稳定的团队。2013年5月,青海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齐玉转任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而前组织部长黄燕明升任政协主席,黄燕明的前任巴音朝鲁“异军突起”,接补王儒林“赴晋救火”留下的遗缺,成现任吉林省委书记,他也成就了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现任省级“一把手”的案例。


彭清华治下的广西虽然只有三人变动,但因为与中央财经部委的频繁人事互动也备受关注。现任自治区副主席唐仁健曾是中财办刘鹤副手,2014年4月“空降”广西任区委常委,并接任由林念修留下的副主席空位,而林念修稍早前进京入“小国务院”发改委任副主任,也成为发改委最年轻的副主任。在这二人更早前,穆虹也是由广西副主席任上转任发改委副主任。广西这种与中央财经口高级干部的互动,凸显了广西“东盟桥头堡”的战略地位。另外,邓卫平2014年初由福建纪委副书记升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此一职位的变动也与广西与中央部委的互动有关,邓卫平前任石生龙早前进京任职中纪委驻住建部纪检组组长。


在其他省区市中,两年内变动的职位从1-4不等。


值得一提的两个地方是内蒙古与广东,两地都出现了省部级的“老虎”,其中内蒙古还是“双胞胎”。2013年6月,内蒙古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被查,他也成就了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判囚终身。2014年9月,内蒙古原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潘逸阳被查,与王素毅共同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常委会成员的“落马双胞胎”。2014年6月,“华南虎”万庆良被查,他是本轮反腐风暴中第一个被斩落的广东省部级官员,其广州市委书记一职牵扯到了天津的人事变动,天津原副市长任学锋补缺其落马留下的空缺。广东大老虎“朱明国”虽然落马时已非省委常委会成员,但在胡春华班子中其有1年的任职经历,晚至2013年11月才卸任。两地四人,以这种负面资产的方式出现在了本文中,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变动方式,或许在未来的其他省区市还会上演类似的剧情。


诚如前文所述,变动率是因了多个维度的客观原因而形成的一个数据形式,稳定率高代表着一个班子的团结共进,但如果在常委会中总是老面孔,那可能会面临外界的另外一种诟病,或被称为结构老化,创新不足。相反,如果稳定率低的话,外界直接架起有色眼镜来看。但事实上,根据数据的整理,结果会呈现出与表面印象完全相反的维度,如上海一般,他是最高决策层的一盘全局大棋,着眼的是全局与未来。


班子变动探因


在本文所涉及到的35个变动省级常委职务中,大致有3大原因促成了班子稳定度变化,最常规的是到龄退休,最意外的是反腐被查,最频繁的是人事调动。其中人事调动又分为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本省内的变动,另外两种是跨省变动与进京履职。


退休 在现行的《公务员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各种文件中,并未按职级划分出准确的退休年龄。但按照以往的惯例,在本文所涉及到的省部级层面,正职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副职退休年龄是60岁,但60岁以后要安排在人大、政协等“二线”。根据《军官法》第十五条规定,正军级“戎装常委”所在的省级军区层面,退休年龄为60岁。


本文涉及到的退休职位仅有两例,并且都是“戎装常委”。一是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1953年)退休后留下的常委空缺,后来由司令员李亚洲(1955年)补缺。二是陕西省原军区司令员郭景洲(1953年)退休后留下的空位,由高龙福(1956年)继任。


被查 在35个变动职位中,共有四个是因为被中纪委查处而造成。分别是内蒙古的王素毅、潘逸阳,广东的万庆良,四川的李春城。李春城的案例稍显特殊,他是2012年12月6日被通报查处,而此时距离王东明由中央赴四川任省委书记仅仅只有半月时间。众所周知,李春城的倒掉是中纪委敲响“打周老虎”的第一个警钟,因此,他的被查应是早前所预设的动作之一。


抛开本文的话题,在十八大之后因反腐而发生省级常委会变动最大的是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省,前后联动发生了8个职位的变动,变动率高达62%,两年时间内,前所未见。


省内变动 同省变动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官员退出常委转赴人大、政协所致。重庆原副书记张轩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张国清替补。何立峰退出天津常委会转任政协主席,由王东峰接任。马兴瑞接替朱明国,倪岳峰接替张昌平都属此列。


跨省变动 跨省变动的案例较少,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上海原市委副书记李希北上辽宁所引发的上海市委常委会人事变动。


进京履职 地方官员“进京”是中央整体人事布局的一环,或着眼于未来,或着眼于某一个领域的特殊要求。除了上文提到的丁薛祥、杨晓渡和杨振武外,浙江原常务副省长蔡奇进京履职也备受关注。但截至当下,官方并未明确蔡奇的现任职务,据港媒透露,蔡奇已任正部长级的国安委专职副主任。


变动职位简析


在所有变动的职位中,最为突出的是省委组织部长和“戎装常委”两个职位。11个省区市中共有6个组织部长职位发生变动,同样也有六个“戎装常委”发生了变化,这两个职位的变化远远高于省级常委会中其他所有职务。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对应到“习式治国”的两大明显特征,就是“治党”与“整军”。


省级组织部门负责地方大量厅局级干部的考核与任免,被公认为最具权势的地方部门。因此,省级组织部长也成为了地方官场的“把门人”,而中央统筹调整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省级军区虽非“作战部队”,但在地方军事工作以及整个省级权力格局中占据着重要的一极。在习近平自十八大后着力优化军队人事格局的大背景下,“戎装常委”的频繁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2年时间,11个省区市,143人的团队,35人的变化。虽不能完全展现全国省级政经生态的发展脉络与现状,但至少通过数据的归纳与可视化,我们从省级常委会团队的变化与稳定度中,发现了一条与国势大致吻合的演进路线,所有的变化皆是大势的变化,所有的恒定都蕴藏着不确定的变化。



省际交流度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首次被搁到一块提出,作为2015年重点实施的国家战略。广大投资者很高兴,所覆盖省份的老百姓们也很高兴,总之是各取所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在中央与地方的共同作用下,经过最近两年的磨合,差不多到了进入下一步,即“全国一盘棋的共识下,各地抓住各自定位实现差异化突破”的阶段了。


作为一级行政区,中国的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单位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舞台上的主角了。作为关注地方政经的观察站,大公网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自今年四月创刊以来,始终关注省级行政区的政经动态,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沟通作为搭建起各区域经济带的重要机制,亦在我们的观察分析视野之内。不过,这些分析更多是针对个案,尚未有个较为宏观的梳理。


十八大闭幕到2012年底的1个多月里,省委书记开始了第一轮大调整。据统计共有11个省市区的一把手易人,分别是天津、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


大公网统计发现,两年多来,包括这11个省市区在内,地方交流涉及到了31个内地省级行政区的30个,几乎全覆盖,当然港台亦在统计范围内。剩下的一个是甘肃,但这当然不表明甘肃没有地方交流。今年八月,王三运便率团考察了宁夏。


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这11个省级行政区包含了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增长极,也将三大区域战略纳入其中,且照顾到了中国的各个地理分区。因此我们认为,这样部分的统计能够反映出十八大后至今地方交流的一个基本面。


既然是省委书记的中期考,自然各项考察内容有高有低。根据大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用四个“最”来概括两年多来这11个地方一把手的地方交流情况。


谁与地方交流的次数最多?


经过大数据统计后,我们得到图一。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当仁不让成为地方交流中最抢镜的书记。当选市委书记两年多来,韩正在主场、客场和第三地的28个场合与地方省市进行交流。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改革发展经验最多的地方之一,韩正可以说享尽主场优势。从2013年4月贵州党政代表团赴上海考察学习开始,不到两年间,已有15个省市区(详见附图)的地方大员或重要城市一把手率团到上海取经,亦是各地之冠。2013年9月底上海自贸区成立后,这种主场优势自然又更进一步了。


而上海与香港和台湾的紧密合作关系,也吸引了港台的高层隔三差五访沪嘘寒问暖。具体而言,韩正与香港在五次不同场合进行交流,四次是与梁振英会面,三次在上海,还有一次在北京两会期间。与台湾亦有四次交流,但会见的人身份比较多样,有桃园县长吴志扬、海协会海基会协商代表、台北市长郝龙斌、两岸和平论坛嘉宾等(尚不包括企业家个人)。其实在出任市委书记前的2010年4月,韩正就曾访问台湾,沪台交流合作一直推进良好。


当然,除主场坐镇外,韩正也曾四次率团外出考察学习,分别去了江苏、浙江、贵州、新疆。这四次外出交流又能分成两类。对江浙考察的主旨当然是加强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建设。其中,上海和江苏还实现了互访。就在12月初,韩正与杨雄还召集江浙皖三兄弟省份的一二把手,在上海召开了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规格之高,可以说是韩正地方交流中一个小高潮。


而对贵州和新疆的考察,则是上海对口支援政策下的“规定动作”。上海与贵州遵义、新疆喀什下属四个县对口支援。因此,韩正率团对这两地的考察学习的主题也在于此。其中,上海和贵州也实现了互访,贵州各级代表团还两次赴上海学习考察。


如果把这11位书记的数据归到一起看,即图一所反映的整体情况,大约可以总结一个规律:即一地书记地方交流的活跃程度,与该书记所在地方经济水平和书记本人的政治地位成正相关。如果非要排个名的话,综合所涉省市多寡与交流次数,排名是:韩正、胡春华、孙政才、夏宝龙、孙春兰、彭清华、尤权、赵正永、王儒林、王东明、王君。


重庆与四川本属一家,重庆直辖后政治地位飙升,相对于孙政才两年间与内地十省市的交流(全部是主场),王东明仅会见了福州市党政代表团。同样相邻的两广,因广东的经济地位和胡春华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广东的地方交流也强于广西。


哪位书记最爱往外跑?


不过话说回来,广西的交流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都是实打实的。统计发现,彭清华就任区委书记以来,共六次率团外出考察,分别是广东、湖南、贵州、云南、香港和台湾。其中,和广东、贵州、香港三地都实现了互访。其中,在北京、南宁和香港三地都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会面。这当然与彭清华之前作为香港中联办主任与梁振英的交情不无关系。执掌中联办期间,彭清华见证了梁振英从竞选、当选到上任的全过程。


从地域角度看,彭清华在对港台均实现率团访问外,对与广西接壤的四省也均到访考察。彭清华可以说是这么多地方大员中把与兄弟省市“抱团取暖”玩到极致的一位。在去年5月率团考察广东时,彭清华曾说,现在投资广西北部湾,就相当于当年投资珠三角,广西可以成为大家新的发展福地。在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加上目前势头正火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广西早已摆脱偏居中国海岸线一隅的边缘地位,似要成长为整合泛珠经济带、联通东盟与海上丝路的新舵主。这也即所谓“抓住了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突破”。


另一位与彭清华在“走出去”功夫上不分伯仲的属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从数量上看,孙春兰客场交流的内地省市与彭清华一样,赴四地交流,分别是北京、河北、陕西、新疆。从地域上看,这些外出交流的逻辑与韩正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从广西和天津的地方交流可以看出,两地的旁边都有实力高过自己的大哥,因此在省际交流方面,相对弱势的一方自然要主动一些,提高存在感。


谁与港台联系最紧密?


这又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从而得到三个答案。如果是与香港联系最紧密,当然非胡春华莫属。图一清楚显示,胡春华主政广东至今,先后八次与香港高层会见,七次是与梁振英,一次与董建华,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此外,在今年十月举行的泛珠大会上,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特首梁振英在香港占中运动正僵时,可谓给足面子。今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广东作为第二批自贸区之一,这会令香港获得更大扩展生存空间的平台,亦是加速粤港澳一体化的好牌。


对台交流谁最强,不用想,当然非福建莫属。虽然是事实,但尤权今年7月上旬对台五天四夜的访问,却是作为历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头一回。当时媒体用了个闽南语词,叫“走透透”,意思就是把台湾从高层到基层,从北到南都走遍了。由于尤权这次访问距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时间不长,因此在媒体上的宣传力度着实不小。


除此之外,尤权还两次利用福建举办海峡论坛的机会,与参加论坛的台湾人士会面,去年就在第五届海峡论坛上会见了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此外去年8月尤权还会见了台中市长胡志强,今年8月和11月两度与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会见。这里还只是梳理与台湾高层人士的交流,并未包括众多台商和民间的交流,不过也足以看出闽台关系的天然亲近性。只是台湾九合一选举后政坛大洗牌,服贸协议又难产,因此未来闽台合作仍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


地理与文化上的自然亲近,使得粤港、闽台在交流上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不过仍有强者能突破这层自然属性,凭借自身硬实力再造关系,实现沟通交流机制的常态化。这个强者,又花落上海。前文已提到,韩正这两年已经四次与台湾高级人士会面。同样这两年,韩正还五次与香港交流,四次与梁振英会面。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次还不是正式公开报道,而是香港《明报》报道称,10月16日梁振英抵沪与韩正会面,商量沪港通开张的日期。一个月后的11月17日,大家都从电视上看到两地一把手同时敲锣的画面,可谓又一次隔空“会见”。


实际上,香港与台湾作为较为独立的经济体,与内地各省市都保持着一定交往。但十八大后,上述粤闽两地,胡春华与台湾、尤权与香港在高层上都仅有一次场合的会见。而上海对港台两地均保持了较频繁的交流。因此综合来看,上海与港台联系最紧密。


什么时间地方交流最频繁?


通过大数据统计,我们绘制出图二。可以看出,各地地方交流次数在月度上有淡旺季的周期性规律。通过两年数据的加总,四月是地方交流最频繁的月份,五月其次,七八月再其次。而十一月到次年三月这近半年较少。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十一月过后天气渐凉,十二月年关将至,各地开始准备地方两会,到一月、二月,地方两会陆续开始,春节到来,转而又迎来三月的全国两会。这一个周期忙下来,自然要到春暖花开,地方与中央事务都稳定下来,各地才开始进入地方交流的旺季。


不过对比这两年的数据也能发现,今年冬季相比去年而言,地方交流还是有所升温。去年一、二、十一、十二4个月,本文所统计省市仅有5次地方交流,今年则增至12次。我们判断,在明年三大区域战略成为重点工作后,地方交流的次数将继续上升,尤其在往年冬季作为交流淡季的时段内。



省内调研度


2014年是中国的新常态元年,不仅今年习近平在地方考察时首度提出“新常态”概念,同时也是新常态特征愈发明显的一年。在今年,各省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转型或者经济下行与调整的压力。于上述10位地方一把手而言,2014年也是他们对于履新之地由陌生到熟悉,执政思路愈发清晰的一年,故而其调研偏好也更能清晰地反应其执政意图与思路。


一、10位书记每个月至少调研一次


在过去一年中10位一把手共计调研161次,平均每位一把手要调研16次。由此看,一把手们至少一个月就要去调研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调查研究这种方法依旧是中共官员进行地方治理的重要方法。





  通过上图看,书记们赴地方调研频次非常高,即便是外出调研次数最少也超过了一个月一次。而其中超过一半的书记调研次数都超过了20次。在所有书记中,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是调研次数最多的地方党委书记——达23次,若算上夏宝龙参加党建调研的次数,这位书记基本上要一个月调研两次。


二、哪位书记最受中央垂青


本章节主要讨论的是陪同调研,陪同调研的对象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在新常态元年,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委员多次下地方调研,这些地方党政一把手也会陪同高层官员到本地调研。


梳理发现,10位省委书记共陪同18人次(一位高层到同一省委超过1次也按一次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在本省考察。基本上,上述10省区市都有至少一位政治局委员到访考察调研。在10省区市中,内蒙古和福建最受高层垂青,共计五名政治局成员到访考察调研(习近平去福建两次 李克强去内蒙古两次);其次是天津、上海、重庆都是四名;浙江虽然只有两名政治局成员到访,但均为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三、10位书记的调研热点与题材


在上述两章节,我们了解10位书记调研与陪同调研的宏观数据,而本章节则重点介绍10位书记的具体调研偏好。通过本章节我们将看到各省鲜明的调研偏好。


(1)交通与扶贫仍然是大问题


通过梳理调研数据看,贫困依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天津、上海、浙江外,其余七省区市皆有涉及扶贫内容或扶贫专题的调研活动,个别省区市还进行了至少两次的扶贫工作调研。多数省份也具有样板性或特点鲜明的扶贫地区。例如重庆的渝东南地区扶贫,孙政才新年第一次调研就是奔赴此地进行扶贫开发工作调研(第二次调研也涉及扶贫内容)。四川的典型地区则是大小凉山彝区考察扶贫开发,王东明今年就奔赴此地进行调研。


各省区市也普遍关注涉及交通发展建设,10省区市均有涉及相关主题的专项调研。调研主题涉及航空、铁路、航运以及轨道交通等内容。由此看,现阶段省内以及省际的互联互通建设仍是重大事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依旧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在10省区市中,四川和重庆的一把手调研涉及交通内容最多,共五次。其次是广东和广西分别是四次。这种分布频率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域内的环境与经济发展。


此外,诸如生态、依法治国等来自中央层面的精神,各省都会积极响应,对应安排相关的响应式调研。



10省区市书记调研交通与总调研次数对比图


(2)10位书记的调研偏好


除上述共性内容,各省调研思路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这直接体现在相关调研主题的占比中。例如,天津书记孙春兰的调研偏好就体现在紧跟中央形势,主抓协同发展层面。


今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随后,天津书记孙春兰就围绕这一中央命题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政策动作。在本年度孙春兰的16次调研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调研就达到4次,占比25%。


在没有中央意志压力下的省区市,书记们就会围绕自己的意志与决策主体进行密集调研。这在上海、重庆与广东三个地区党委书记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孙政才主政重庆后提出了“五大功能区”战略,2014年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调研就很多,达5次,也有近4成。与之类似的,社会治理之于胡春华、上海“一号工程”之于韩正都占据其调研中的重要比重。于浙江,五水共治则是夏宝龙的施政重点,全年23次调研中,涉及此主题的调研共有4次(若算上生态环境主题则近10次),占近2成。


在企业调研方面,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各个地区在发展与扶持层面的思路与重点。通过梳理看,各地区关注的重点产业与企业都带有鲜明的“新常态”特点,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等等。这些行业与企业都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地区的转型与升级。


从共性上看,一把手们都考察调研了科技企业与汽车制造企业等。在个性层面,各省也有自己的侧重点。如重庆的焦点在集成电路企业、页岩气。广东的侧重点是装备制造业。四川层面,王东明关注的重点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航空产业制造业以及信息安全产业等。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经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在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县域经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时,王东明已经先后3次调研了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