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瑜成了媒体圈一个传奇。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金鱼”。她曾在北京、广州当了14年记者。她采访执着,有股不管不顾的劲儿,她的文字细腻绵密,打动着许多人的心。
几年前,一次采访之后她嫁给了扎西,一位青海的藏族牧民。养蜂、收花椒、拉运黄菇,过上了没有红绿灯的生活。
回归了自然,这个跑遍全国的记者也把更广阔的视野带到了那里。在微博和微信上,她为高寒偏远牧区和山区的农牧民寻找销路,把天然的食材送达内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农牧区的贫困家庭和福利院。
她寻求一种信任。信任那些牧民,信任远方的客人。她愿意先发货,再收钱。用有藏族气息的信纸给每个人手写祝福。



寄售客人的礼盒中,古雅信封里附有问候,让人心暖


她希望把在文字上使的拙劲放在生意上。每一个包装,每一个回答,都下意识地把所有心思都献出去。或者说,那不是生意,是她的一种生命的新尝试。
以下文字是她在藏区的经历与记录,她的微信公众号是“草原珍珠”(GRASSLANDPEARL),左下链接是她的微店。


我是富婆


和扎西结婚的时候,听说我是有“单位”的人,而且是在北京工作的记者。但是我们都没有钱,当地人都以为扎西娶了一个北京的富婆,而且脑袋有毛病,不然,一个大城市有工作单位的记者,怎么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


而我的同事和很多老朋友,也以为我疯了,或是受了什么刺激,一个干姐姐得知我嫁给了藏区的蜂农,嫁到了青海那么远那么落后的地方,嚎啕大哭:马儿…………你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


反正是嫁了,先过日子吧。


然而,直到今天,很多当地人依然以为我是富婆,因为有那么多的快递发往各地。我们青海是不是啥东西都好呀?他们经常好奇地问我。


对,就是富婆。


这样的称呼,就像一大朵乌云罩在头上,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先是扎西的亲戚非要插手我们卖的黄菇,几次三番说准备批发一些差劲的黄菇,让我们帮着卖掉,“听说你们黄菇卖得好,让我们也赚一点嘛!”采蜜的季节,他们也常会提着能装几十斤的空油桶来要蜂蜜。


然后,借钱的亲戚一拨接着一拨,“哎,先给我们拿上两万块钱嘛,我们要育肥牛羊。”

接着是村里的人,“哎,给借上五千块钱吧,我要去西安看眼睛,不看眼睛就要瞎掉来!”


还有的是这样说的:“哎,我刚到县城,卡也没有带,钱也没有拿,先到你这里拿一千用用!”


可是我们的钱买包装都很紧张,因为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扎西经常连电话都不敢接,接上也是胆战心惊。


亲戚和村里人总是跟扎西说,你媳妇是单位上班的人,有工资,你们又做着那么——大的生意,连我们青海的油和洋芋(土豆)都卖……扎西每次就苦着一张脸给我诉苦:“谁让我娶了一个富婆呐!”


每年冬天,村里小卖部门口,总会蹲一溜晒太阳、打扑克的的人,或者喝醉酒没有清醒的人,乡上发放扶贫款和面粉清油,总会有人打起来,可是真的要干活的时候,只有那些真正能吃苦的人,尤其是女人——收花椒的路上,我们碰着背上绑着孩子的卓玛,她满身是土,推着一大架子车土给人家盖房子,一岁半的孩子,瞌睡的小脑袋歪过来,晃过去。


还有在河滩里抬石龙砌堤坝的女人,网兜里装满了牛头大的石头,还有工地上背水泥的女人,一次背两袋子,曲曲折折爬上没有安楼梯把手的六楼七楼,还有挂在高楼上,绳子系在腰上,擦玻璃的女人,还有在荒滩上一点一点抠发菜的妇女,还有一个人呆在牧区,守着一口牛粪炉子,一点一点烤蘑菇挣钱,供养孩子上学的妈妈。


扎西把邻村几个能干的藏族妇女叫来包装蜂蜜,分装土豆和花椒,她们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扎西教一遍,她们马上就学会了。晚上加班干到凌晨五六点,家里住不下,她们全都打地铺挤在一张海绵垫上,头挨着头,一个靠一个。喂奶的妇女,早晨丈夫把孩子绑在藏袍里赶来喝一口奶,晚上再喂一回。


工地上一个小工干一天一百,扎西也给她们一百,饭由着她们自己做,夏天,她们常做土豆面片或者凉面,放一点菠菜或者油菜,还有用清油烫好的韭菜和蒜泥,倒点醋,怎么就那么好吃!包蜂蜜的麦草没有了,深更半夜,她们骑上摩托,轰鸣着就跑了,一会就拉回来几麻袋。割麦子的时候,一捆麦子六七十斤,地里磕磕绊绊的,全是她们用绳子架在肩膀上背回来的,麦子高高地压住她们的头和脊背,只有一双脚在动。

发工资的那一天,一个藏族妇女给我拿来她自己烤的馍馍,用头巾包着,麦草和牛粪慢慢烧出来的,馍馍是老面发的,外面的壳微黄焦脆,里面软软的,一股新麦香。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还是好些人心里的富婆,而且比以前更有钱,据说我的家产已经上百万了。


我打算顶着这朵大乌云,继续装富婆。


我后悔了


201112月,扎西第一次坐火车离开青海,离开蜜蜂,那时候我已经怀老大三个月,还在北京工作。


扎西在北京呆了两个月,他每天问我的问题总是把我噎住:早上为啥地铁上的人都在睡觉?为啥没有一个人在笑?”“为啥这里的肉这么难吃?水这么难喝?”“为啥这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


后来,他终于提前回青海了,一出火车站,他就跑去吃了两斤手抓羊肉、一碗面片,我回青海啦!我吃上草膘羊肉啦!


生下老大,产假结束后,我开始了两地奔波的日子,每隔一两个月,我坐火车或者飞机赶回青海,在家呆一两天又赶紧跑。




孩子8个月的时候,我回家抱他,阿爷说:叫阿妈呀,妈妈回来喽!他看着我,转头爬开了。是的,他根本不认识我


一直到孩子11个月,扎西去挖虫草,老父亲养蜜蜂,家里没有人看孩子,我用背篼把孩子兜在胸前,带着他一起去杭州采访。那会杭州特别热,孩子的肚子和大腿很快热得全是痱子,我和当时采访的医生聊天,孩子睡着了,就把他放在一边的沙发上,医生用绿色的手术单给孩子盖上,叹了口气说:还有你这样当母亲的……”


2012年春节,扎西把一点虫草和草原野生黄菇带到广州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半点留在青海的心思——茫茫草原,巨大的文化和习俗鸿沟,落后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交通不便,语言不通,我每次回青海探亲都在后悔,都在心里骂自己: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勤劳的卓玛


青藏高原的冬天很长,也就是那一年的冬天,我跟着扎西,坐着村里的农用车去偏远的牧区拉运黄菇,第一次让我震撼。


说好下午三点赶到一个牧区定居点附近,半路突然飘起大雪,草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瞬间就把人吹透了,牧区的道路本就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农用卡车像溜冰一样在冰面上蜿蜒滑行,越走越偏远的牧区,冬季饥饿的野狼在远处溜达,远处结冰的水面,像镜子一样闪着冷光。


这时如果出了车祸,怕是会死在这里了。


终于走到说好的地方,天已经快黑了,农用车司机说:一会赶紧得找个地方住下,这样的天气,再走夜路肯定要出事。因为早已错过了约定的三点,我们谁也不知道牧民们会不会来——远远地,只看见路边有几个黑点,走近了,才看见是拿着口袋的藏族妇女和孩子,还有几个老人。


走到跟前,我才看见,他们的脸和嘴唇已经冻青了,妇女孩子的头发和眼睫毛上都是寒霜,老人们都团着手、勾着腰,点点的雪渣还在风里打过来。


我什么也说不出了,扎西说蘑菇、黄菇参差不齐,用各种颜色的毛线和绳子七扭八歪地串在一起,我们都收下,不好的蘑菇,我们拣出来自己吃掉了。


接着是去半牧区收花椒,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收。路边上,一群妇女在盖房子,扎西问有没有花椒,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突然眼睛亮了:有呢!家里有呢!她把手里推土的架子车一放,让我们往家里走。


这个叫卓玛的妇女把一袋子花椒搬出来了:你们看看,这行吗?花椒又大又红亮,收拾得十分干净,不到两岁的孩子靠在卓玛满是黄土的背上,胆怯地看着我们。


卓玛的花椒我们全收下了,她又高兴地去叫隔壁的妇女拿花椒出来。临走,卓玛问我们:明年秋天还来吗?孩子趴在她怀里,她家木门上的经幡在飘动,她的眼睛亮亮的。扎西说:来呢!你的花椒这么好!


牧区的种植,常常是春天撒一把种子,秋天收下就行,好像把一切都交给天,虽然高海拔很少生虫,但在我印象里,这哪里是种地啊?我曾以为他们真的不会种地,可长期呆下来才知道,很多牧民其实非常聪慧,不是他们不会用、买不到农药,是因为如果喷洒农药,不但会把害虫杀死,还会把其他虫子、蜜蜂、蝴蝶全都毒死,这是他们眼中的杀生,一个牧民说,人能吃多少呢,够用就行了——是的,够用就行了。


在很偏远的牧区村庄,他们种植的小油菜和小胡麻,是五六代人都在种植的老种子,产量很低,只因为新式种子不香;他们种植的青稞和燕麦,依然是特别古老的品种,只因为这种才有味道,他们相信先人的智慧。


于是我们在这样的村庄收购油料榨油,又到偏远牧区拉运草原野生黄菇;在山区农村种植老式红皮土豆,收购当地妇女房前屋后种植的花椒;在扶贫村收购村民用延续上百年的工艺手工制作的土豆粉条,组织当地的藏族妇女帮我们包装发快递……因为有这样安全的来源,很多的信任,来自孕妇和有老人孩子的家庭,有的食材是给九十多岁的老人和一岁多的孩子吃的。


我和扎西都没做过生意,我经常糊涂得算错账,中间还常常出差采访赶稿;扎西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从来不愿听女人的意见,纷争不断,但有一条是我们统一的:找到品质最好的食材。仅仅是拉运黄菇,扎西的腿就冻坏了,201410月榨油,扎西再次腿受伤,我带着两个孩子,照看网上的一摊事。20145月,小的孩子差点生在了家里,当时身边只有三岁的大孩子……不过那些算什么呢,都过去了。


和那些牧区的藏族妇女比,我只有羞愧,她们是那样善良和聪慧,在渗骨头的雪水里洗衣服,在大风雪天放牧、捡牛粪,背水背草背粮食,还有什么苦是她们不能吃的呢?如果不是语言和生活习惯,如果不是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她们能做多少事啊,养奶牛、做馍馍、种庄稼、喂牛羊、做手工……


蜜蜂的轮回


蜜蜂春繁像女人坐月子吗我问扎西。他说:比伺候女人做月子还要操心好嘛!附近离水源地有点远,清洁的水全靠农用车运过来;现在没有任何花开,高原的春天来得迟,蜜蜂没有吃的,这段时间全靠人工喂养,扎西和老父亲心疼蜜蜂,用的是很好的油菜花粉和我们自己的油菜蜜,老父亲说,这样小蜜蜂才长得壮实。


可惜今天老父亲喝醉了,不知道他在哪里藏下的青稞酒——他躺在暖和的麦草上,话特别多,不停唠叨着扎西和我,明天就是年三十,肉没有买下,酒没有准备,我们还什么馍馍都没有做。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梁老师也回家过年了,扎西一个人喂蜜蜂,我在帐篷里看孩子做饭。大概是闻到花粉和蜂蜜的香味,蜜蜂飞舞的声音特别大,它们很高兴吧[玫瑰]今天是它们过年。




春天里,最高兴的大概就是蜜蜂和孩子们,他们总是滚成两个泥蛋蛋。有时候,看着两个小人儿在帐篷里睡着了,就想,他们别长大多好啊!上个学期,幼儿园的老师总是问扎西和我:为什么你们的孩子喜欢躺在地上?为什么他不喜欢坐在椅子上吃饭?为什么他喜欢大喊大叫,说话声音也特别大……”扎西说:我们慢慢给孩子改。”——可是,我多愿他们小时候开开心心,大笑着,像一个真正的野孩子,属于土地、草原和雪山的孩子。


去年八月,麻吾村的新村长要点火烧了我们的蜜蜂,要砸掉我们的蜂场帐篷,还要推走扎西的摩托车。


因为倔强的扎西不肯交2000块钱——我们的蜂场虽然远在深山的荒滩上,可是依然属于麻吾村的地界。扎西说,我就是这个乡上长大的,这里哪一朵花、哪一棵树我不认识?在自己的家乡放蜜蜂,凭什么要交这两千块钱?难道我是一个没有根、到处流浪的人吗?


可是新村长不吃这一套,喝上一两斤青稞酒,总是要领着人来闹一场。


如果他们发酒疯真的把蜂箱点火烧了,从13岁起就和蜜蜂相依为命的扎西真的会和他们拼命的!


可是村里的几个老人站出来了。


这几个藏族老人都是七十岁上下,除了转经,平时已经很少出门。喝酥油茶,晒太阳,还有什么让他们操心的事呢?


就是这几个老人找到村长说,你不能把这个放蜜蜂的尕娃撵走,他阿爸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放蜜蜂,那时候你还在光屁股玩。他阿爸每年打下蜂蜜,临走的时候,总是要给村里没有儿女的老人和没有阿爸阿妈的孩子送几瓶蜂蜜。那时候大家都穷得看不起病,冬天有几瓶蜂蜜,就像家里藏着金子一样。你现在当上官了,不能坏掉良心。


如果不是别的村民告诉我们,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是三四十年前老父亲送出去的蜂蜜,和他种下的善良,救下了我们去年养的蜜蜂。

扎西的老父亲从17岁开始放蜜蜂,去年58岁了。


于是扎西平平安安地在麻吾村的地盘上坐下去了,新村长还托人传话来说,明年再来,不要把帐篷扎得离河滩太近,暴雨下来了,会有洪水。


醉酒成佛


青稞酒,是放蜂的老父亲最好的伙伴。尤其是七八月间,草原上最美的时候,他老是醉倒在草丛里,嘴里反复说着什么,蜂鸣声,叽里咕噜的醉话,昏睡时的鸟叫与太阳,各种各样的野花和远方的雪山,路过的牧民和牦牛,都让人像做梦一样。


“你是不是又喝上了?”每次看到老父亲摇摇晃晃,扎西就愤怒地像只豹子。老父亲半醉半醒的时候,总是那么几句:“你看这不美吗?……花不好看吗?……”有时候,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扎西还在揉面架火,老父亲已经躺在蜂箱附近的草地上睡着了,扎西只好扯一个床垫给他铺上,由他睡在帐篷外面。七八月的草原,夜里凉爽而美丽,星星很低很大,好像伸手就可以摘到,微风吹来,也全是花香和草香,老父亲什么也不盖,会在草地上睡到太阳初升。


牧区的青稞酒很便宜,一瓶“小杂粮”青稞酒两块五,可是买酒却要走很远的路。老父亲在草原上的那些老朋友,时不时骑摩托路过稍酒给他,老父亲就在空饮料瓶里灌蜂蜜送给他们。然后,他把酒瓶藏在蜂场附近的草丛和老鼠洞里,或者干脆挖一个坑把酒埋在里面,有时候他喝醉忘记了,这些酒瓶会把扎西和我绊倒。


草原的雨季,几乎很难有牧民路过,蜂场不但没有酒,就是吃的也没有,扎西会拿上蜂蜜去牧民家换青稞炒面和酥油,或者捡野菜和野蘑菇吃。没有酒喝的日子,老父亲就像一个馋糖的孩子一样,急得在帐篷里里外外转圈圈,要不就是翻腾附近的草丛和老鼠洞,希望能发现从前没有喝完藏起来的酒。


有一次牧民掂着一桶青稞酒和羊肉来找老父亲,两个五十多岁的人,哭着笑着,吃着唱着,坐在开满野花的草丛里,醉了,他们就睡在那里晒太阳。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牧民的儿子骑着摩托车把人接走了,扎西把老父亲搀回来放到帐篷里躺下,然后,他一个人在月亮下面坐着,好长时间不说话。


因为这样的日子,扎西从13岁过到了33岁,除了收麦子的时候,只有他陪着醉醺醺的老父亲,还有蜜蜂和草原上的动物,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好玩的。扎西出生三个月,母亲就去世了,六岁时父亲娶了继母,很快也离婚,继母远嫁——谁愿意跟着一个整天醉醺醺的养蜂人呢?成天钻在没有人烟的草原和荒滩上,家里的事啥也管不上,一年到头经常挣不上钱,只有蜜蜂和蜂蜜。


老父亲有一天喝醉了,淌着眼泪对扎西和我说:“你们不知道,守着蜜蜂,寂寞得很呐!”他老了,每年的蜜蜂转场,他已经扛不动七八十斤的蜂箱。曾经和老父亲一起养蜂的老前辈,还有他们的孩子,都慢慢转行去干别的,有工地上的钢筋工,有开挖掘机的司机,有饭馆里的服务员……哪一行不比养蜜蜂强呢?




如果不是老父亲这样喝酒,扎西也会远走他乡。17岁时,他曾经是乡上藏歌比赛的第一名,乡亲们把洁白的哈达挂满了他的胸前,天生的好嗓子和相貌,县城的歌厅请他去做当歌手,可是为了老父亲和蜜蜂,他哪里也没有去——“养蜜蜂的时候,我是和阿爸分一碗饭长大的,我走了,他喝酒会喝死的。”


今年夏天,老父亲还是经常喝醉在树荫低下,只是没有以前那么能喝了,他心里记挂着两个孙子,可是嘴上却说:“哼,我是给我两个孙子干活呢!”扎西和我又气又笑。有一天,我看着远方的雪山,突然明白,也许是我和扎西明白得太晚,有关幸福,难道老父亲的一生就不幸福吗?他和蜜蜂,始终在雪山脚下最美最洁净的地方,杯子里始终有青稞酒喝,一辈子没有骗过人,一辈子没有欺负过人,遇到雨水连绵的季节,他会朝着远处的雪山祈祷……如果有一天,你从远方来看我们,就会见到我们醉醺醺的老父亲,也许你也会和老父亲一起,醉倒在这片草原上。


2014年春天,雪还没有化,乡上的书记就来找扎西了,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老父亲活了58年,还没有在家接待过这么大级别的官员。书记也没有太多寒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你家的三亩地今年打算种点啥;二是扎西的记者媳妇外面消息灵通,让她留心看看,山区这么冷、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种什么才能卖钱,有什么能合作的大老板的项目。


这时候,正是高原的土地耕种之前,扎西所在的乡有27000多亩耕地,每年种什么,有哪些项目能给增加收入,对乡政府、领导干部和每家每户全部是头等大事。


因为在2012年,我们就从青海富硒蒜种植基地收购了几吨富硒紫皮蒜,晾干后在网上销售,它的富硒元素具有防癌抗癌作用,还曾出口日本和俄罗斯。不过那时候村上乡亲得知我们在卖蒜,笑话传得满天飞——“哎,他们还卖蒜哪!蒜坏得那么快,到了内地不是全烂了?”“哎,我们青海的蒜那么好吗?内地人没有见过大蒜吗?看笑话的甚至还到我们家来一看究竟,边笑边挖苦:你们有铺子(门面)卖吗?我们这里的大蒜就是金子做的吗?


2013年春天,一些村民悄悄地跑到我们家,有的人想趁农闲给我们帮忙干活,有的想从我们这里买蒜种,一些村民也悄悄地在自家地里种下了大蒜——大部分村民还是依照村领导和乡上的建议,种下蒜苗,秋天的时候,几万斤蒜苗,几乎要烂在地里也没有人来收,村里乡亲自己坐着农用车运到县城,一斤才卖5毛钱,没几天,一场大雪突然而至,许多蒜苗覆盖在雪下,没法再卖了。


2015年春天,我们在网上卖了一部分红皮土豆,这是在山区也很少种植的土豆,又有乡亲开始向扎西打听:啊,那个红皮子洋芋(土豆)还能卖钱哪?真的吗?


可爱又小心翼翼的乡亲啊……


草原上的小路


20145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坐完月子,他还是和三岁的小哥哥一起睡在蜂场的帐篷里,睡在山林里,睡在草地上,蜜蜂总是叮得他俩面目全非,可是当银色的月亮升起来,他们都睡下,我站在蜂场的帐篷门口,远远地眺望雪山的轮廓,寂静中倾听虫鸣与鸟儿唱歌,听到露珠从树叶上落下的声音,内心十分安宁和平静。


我希望他们的童年记得很多欢笑,记得蜜蜂,记得花朵和鸟叫,记得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亲人的模样,我希望身边勤劳善良的卓玛们能用自己的双手挣钱,我总想起雪山下牧民冻青的脸,总想起背着孩子的卓玛问我们:明年还来吗?


20151月,我终于有勇气辞职,离开工作了14年的记者工作。


扎西一直特别害怕我失去单位,失去工作,因为这个决定,他和我大吵一架,可是我想说,当你站在草原上,雪山下,茫茫一片草滩,起初是看不见路的,慢慢地,走着走着,你会看见牛羊,看见帐篷,看见背水的妇女和奔跑的孩子,看见放羊的人;慢慢地,你就能看到人走出的小道,牛羊踩出的蹄子印,摩托车和卡车走过的车辙……


我想,我们总能找到路的,总能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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