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系列改革方案已经中央审议通过,居住证制度将全面取代暂住证制度。诞生30年的暂住证,让随着经济大潮流动的人们拥有了暂时居住的权利和一个身份;然而,这个词语本身蕴涵着不安定性和无归属感,让流动着的人们只能继续流动,难以安心。编辑:徐松

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像一块强大的磁铁,向外吸引了众多外资企业,向内吸引了无数内地农村青年。由此,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图为上世纪90年代,满怀希望挤上进城巴士的农村青年。

外资企业没有办法录用到体制内的户籍人口,只能转而录用农民工。然而早已习惯计划体制的城市,为方便管理外来人口,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1984年,暂住证于深圳应时而生。图为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平远县,参加深圳招工的青年。

进深圳的门槛之高主要体现在手续上——除了要在原籍地开具手续,还要在深圳办理劳动许可证、边防证和暂住证。图为广东某市关于外来人员办暂住证的标语。

尽管限制很多,但因为劳资双方都有需求,都能获益,所以再严格的限制也挡不住外来人口。图为上世纪90年代,深圳劳动市场崴,临时拍证件照以应求职之需的女青年。

图为上世纪90年代,一名女子在深圳的暂住证。

在深圳谋生需要各种证件,没有带身份证或者暂住证的外地人,一不小心就会被送进收容站。早期来深圳的农民工,大概有80%的人都被送过收容所。图为上世纪90年代,深圳,没有暂住证的青年男女被送往收容所。

“三无人员”指没有身份证、没有暂住证、没有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图为2001年,沈阳市公安局集中突击检查“三无人员”。

即便获得留在城市工作的资格,人们却被“暂住”二字隔在了城市外面——在权利上,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地位;在心理认同上,也无法将自己看做真正的城里人。总之,持暂住证的人们,属于他们的城市空间是狭小的。图为1992年元旦,深圳,青年男女们难得一次的卡拉OK活动。

90年代中期以后,外来人口开始出现“家庭化流动”——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村人举家搬到城市。图为1995年,深圳,的士司机朱国干和另外两家同乡合租一套房。1995年,在深圳开出租车谋生的农民已经超过5000人。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不能进入城里学校读书,大量孩子失学;此后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解决了燃煤之急,但就地中、高考权利的缺失,使许多孩子成为“小候鸟”。图为1995年,武汉,农民工聚居区的孩子们。

从1987年开始,深圳就是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当年农民工的人数约为60万人,而户籍人口是53万人;到2007年,深圳1500万人口中,有1300万是外来人口,其中农民工约为1000万。图为2007年,深圳某电子厂车间,离职员工的暂住证。

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城市里扎根;如何取得上升通道。图为深圳,一辆巴士里的乘客高举证件接受检查。

图为2009年11月,广东佛山,警方与治安员封村查暂住证,一名男子因不愿花钱办理暂住证,与检查人员玩起了“躲猫猫”。

2003年,一个由暂住证引发的命案引起了关于“暂住证与收容制度合理性”的社会大讨论。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没有携带暂住证被送进广州收容遣送站,两天后“蹊跷”死亡,后经法医鉴定乃毒打致死。图为孙志刚的父母将儿子骨灰送回家乡。几年后,多名律师写联名信呼吁取消“暂住证制度”。

近年来,暂住证后面的种种不便越发凸显,其中不乏极端事件。2013年,开借读证让非京籍儿子在北京读上公立学校,一对在京工作的夫妇好不容易办理了暂住证和无监护人证明,证件却被指不合格。情急之下,他们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交易当天,夫妻俩因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刑拘。

图为北京,中央商务区一墙之隔,农民工等待回郊区宿舍的班车。外来人口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离乡背井的他们,值得拥有与付出相对等的权利,值得拥有一个欢迎他们的城市——居住证取代暂住证,释放了这样一个强烈信号。同时,这也意味着,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