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曾经的全家福。


作家周国平,在1986年因一本哲学普及读物《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而成为八十年代文化偶像式的人物。此后作为哲学家周国平并无太多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问世,但其出版的多部哲理散文集则获得了大量读者的追捧,使得作为散文家的周国平,成为从八十年代贯穿至今的文化名人。由于周国平散文意涵隽永、文笔纤细,可以想见其受众中必然有大量女性。


但新年伊始,周国平却因为“不尊重女性”的言论而被女网友在微博炮轰,并继而引起了一场女权大讨论。


1月14日,针对周国平在此前的微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网站刊发采访《女权主义者集体发声: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文章中,四位女权主义者都对周国平的微博言论表示了批判态度,并认为女性能够在公众网络上集体发声,意味着女权主义在中国开始走出“小圈子”状态,成为女性在普遍觉醒时所接受的价值观念。


1月19日,周国平在博客刊发长文《你找错了靶子》,回应网友和女权主义者对其的批评。用坦率而真诚的态度回应了网友质疑的焦点问题,包括:邓正来回忆文章中的言论、引起争论的微博言论、自己对于“直男癌”这一批评的看法等。周国平的回应文章引入了大量自己的生命经验,情理兼顾,以下为澎湃新闻的全文转载。


周国平|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重印《爱的五重奏》一书,让我在微博上发个信息,我就顺便开始陆续摘发书中的片断,以下是其中的两段:


“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之道,这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女子才华出众,成就非凡,我更欣赏。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这两段文字出自1991年8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现代:女性美的误区》,当时是应《中国妇女》杂志之约而写的,刊载在同年第10期上,后来收在我的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和其他一些选本里,读过的人应该是很多的。绝对想不到的是,发出微博仅一小时,竟有几千条评论,而且充斥着谩骂和脏话,我的感觉是污言秽语的浊流朝我滚滚涌来。二十多年前写的很平和的文字,今天会惹出如此轩然大波,真是匪夷所思。



从内容看,这两段文字丝毫不尖锐,只是表达了我对女性身上自然品质的赞赏和看重。男性就可以不要这些自然品质了吗?当然不是。在别的作品中,我屡屡强调爱情、亲情、家庭对于男人也同样重要,只因为上述文字是谈女性的,就没有涉及罢了。即使如此,人们并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对男性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的批评。


对我的攻击,撇除掉谩骂和脏话的泡沫,实质的内容只有一条,就是男权主义。攻击者搬出了两个简单的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你主张女人做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就是反对女人有独立的自我和事业。可是,难道两者不能相容,必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我诚然没有谈后者,但不能由此推出我反对后者。请看一下我在去年12月10日发的一条微博,谈的是女人的三个觉醒,包括:一、生命的觉醒——做一个本色的女人;二、自我的觉醒——做一个独立的女人;三、灵魂的觉醒——做一个灵慧的女人。在我看来,强大的自我和丰饶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和女性的本色,事业和家庭,完全能够也应该统一。真正令人诧异的是,今天某些女人的自我竟然虚弱到了这个地步,一听说女人还有大自然所赋予的使命就如临大敌。如果一个女人的自我会被爱和生儿育女摧毁,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下这样的自我究竟有多大价值。


第二个逻辑是,你主张女人做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就是侮辱不婚不育的女人。然而,看上下文(“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可知,我的那段话是针对已在恋爱和已然婚育的女人说的,意思只是说,作为情人理应温柔,作为妻子理应体贴,作为母亲理应慈爱,如此而已。总不成做泼女、悍妻、虎妈才是正理吧?有的女人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决定不婚不育,那当然是她的自由,那么我说的就与她无关。从比例看,做这个选择的必是少数,多数要尊重少数,但少数也要尊重多数,用不着高举女权主义旗帜向多数宣战,把嫁人生子判为陈旧的传统观念。人类繁衍是硬道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我不相信它哪一天会过时。


有人提醒我说,可能有一些大龄待婚女子即所谓剩女被触痛了。倘若真是这样,我要对她们说:你们误读了。当年写这篇文章时,这个群体尚不存在,至少尚非突出问题。现在我的看法很明确,就是鼓励你们坚持以爱情为结婚的前提,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苦果,岂能含泪啃一辈子?宁做剩女,不做怨妇。女大当嫁是古训,若把它改成女大当自立、自尊、自信,何剩之有?”(2013年3月9日微博)自尊自立第一,坏的婚姻会损害自尊自立,所以宁可不要。反过来说,好的婚姻一定是给力自尊自立的。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夫妻恩爱怎么就会贬损任何一方的独立人格?



误读也罢,激烈反对也罢,只要肯讲理,都是正常的。令我惊讶的是,评论中充斥着人身攻击,并且据此宣布,既然你是这样一个坏人,所以和你讲理毫无必要。人身攻击的罪名和言词大同小异,全是拿我自己作品中的两个情节——妞妞夭折和婚姻曲折——没完没了地说事。


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面对自己的诚实是最根本的诚实。在写作自传性作品《妞妞》和《岁月与性情》时,我就要求自己持这样的态度,一方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经历,不自欺也不回避,另一方面尽量地跳出来,把自己当作标本认识人性。然而,人们无视你在书中叙述的具体境遇,单单挑出你的自我剖析作为罪证,对你进行道德审判。我不想再在这里讲述人生中悖论性质的困境,讲述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因为这些人绝不会懂得。我可断定他们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他们中许多人直接如此宣称,并以此为荣——只是在人云亦云,传播来源相同的诬蔑文本。他们对探究真实的人性毫无兴趣,唯一的兴奋点是围绕一个胡乱搭建起来的道德祭台纵情狂欢。


2013年初,好友邓正来去世,我写一篇怀念文章,刊载在《南方周末》上。其中有一节,有人从中分析出了我的男权立场,由于这是好不容易找出的我的新罪证,传播者甚多,我不得不略说几句。在叙述正来对我的关爱之情时,我举了一些例子,有两个被揪住不放。一是我的妻子怀孕,他力主堕胎,孩子出生后,他又力劝她辞职,都是为了让我安度晚年。二是他给我家的两位女友布置任务,要她们经常约我去酒吧放松。正来是充满霸气之人,表达友情的方式也如此,喜欢自作主张,下达命令。我欣赏他的这个可爱的弱点,对他的具体意见未必认同。事实上,正是我最坚决地反对堕胎,而我更是从来不去酒吧的,但我没有必要在一篇怀念文章里写我的态度。单凭另一个人说的话就罗织我的罪状,面对这种欲加之罪的激情,我实在无话可说。


亲骨肉夭折,好朋友早逝,都是人生的劫难。人们对你的苦难无动于衷,却举着放大镜寻找你在苦难中的所谓道德瑕疵,兴高采烈地往你的伤口上撒盐。人还是善良一点儿好,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不善良而谈道德纯是虚伪。历来恰恰是最无同情心之辈,最热衷于充当道德判官。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支怪异的军队是如何迅速结集起来的?而且所使用的武器,包括谩骂的言词,人身攻击的内容,也是极其雷同,使人不能不感到其中有某种联络和操练。


这次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有点儿看明白网络暴力的一种操作模式了。某段子手率领众粉丝呼啸而来,没头没脑一阵乱喷,喷博主,也喷任何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逼其噤声,终于占领了全部阵地,大获全胜。一时之间,某个人的微博不再是这个人与网友交流的平台,而是成了入侵者狂欢的场所。


身处网络暴力的围剿之中,你会深切地感到,你落入了一群野蛮人之中,一切文明规则和理性语言都不再起作用。你无法驱逐他们,唯一的办法是转身走开。当然,尽管祭台上已经没有牺牲,他们仍会把野蛮的狂欢持续一段时间,但你可以认为那已经与你无关了。


面对网络暴力,我不能不想起文革时的批斗场面。一样的群情激愤,万众怒吼,罪该万死,区别只在于,文革时吼的是“革命”口号,定的是政治罪,网络上吼的是脏话,定的是道德罪或天知道什么罪。在文革中,我曾经目睹批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情景,暴徒们朝被批斗者脸上喷墨汁和粪水,把厕所里装脏纸的铁丝篓扣在他们头上,这些镜头变幻入眼前的场景。毋庸置疑,一旦回到文革,这些喷脏话的人就会喷墨汁和粪水,人身污蔑也会物质化为扣脏纸篓。毋庸置疑,一旦中国又出现权力操纵下的无政府状态,这些人会立即把网络暴力变成实际暴力,把被揪出的随便哪一个人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看中国部分网民的低劣素质,我知道文革远远没有成为过去。


我将把这篇感想发表在博客上,也许又会招来围剿,但我不会再理睬。尼采说:“不要再伸臂反对他们,他们是无数的,而你的使命也不是做一个苍蝇拍。”是的,我的使命不是做苍蝇拍。无论遭遇什么事,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从中学习,不能白白遭遇,一定要有所收获。这一次的学习任务业已完成,我心中十分平静。



在写完上面的文字之后,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的分析角度是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有醍醐灌顶之感。在对我的责骂中,“直男癌”这个词频繁出现,我不懂网络语言,只觉得是个脏词,现在才知其涵义。他指出,许多特别愤激的帖子,很可能就来自一个至今仍备受压抑的群落。


很多人和我一样,对网络语言陌生,我来现学现教。“直”相对于“弯”而言,“弯”是 同性恋,“直”是异性恋,“直男”就是异性恋男人。那么,为什么“直男”而且“癌”呢?因为这个男人异性恋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歧视乃至仇视同性恋者了,他的异性恋就成了一种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所以“癌”。


恍然大悟啊,我可知道什么叫躺着中枪了。我承认我是“直男”,但不是“直男癌”,你们找错了靶子。


一个男人即使是百分之百的“直男”,也可以不“癌”,歧视同性恋的根源不在生理上,而在知识和观念上。从知识上说,是无知。现代科学业已证明,同性恋和异性恋皆由基因决定,是天生的,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从观念上说,是偏见。既然都是天性,就应该互相尊重,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上帝的作品,而上帝的作品都是好的,无高下优劣之分。就如同异性恋者男娶女嫁是天赋权利一样,同性恋者按照自己的性取向光明正大地生活也是天赋权利。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相关的知识已是常识,相关的观念已是公理,并且正在完善相关的法律,以保护同性恋者的同等权利。可是,在中国,这一切几乎还没有开始,只听得见个别知识分子(李银河是代表)的孤单的呐喊,同性恋群落仍处在屈辱的半地下状态。由此我也就明白,何以一有机会,这个群落便会发出匿名的怒吼,我的微博不过是很偶然地被当成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特别说明,本文以上各节的讨论不是针对他(她)们的,我把出自这个群落的愤激言论视为网络暴力的一个例外,即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反抗压迫的一种非常无奈的方式。


我看到某网站有一篇报道,是对若干女权主义者的采访,题目比较夸张,叫做《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我本人认为,如果这场由我的微博触发的讨论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倒不在于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PK,因为这在中国已非紧迫的难题,至少女权主义是可以雄赳赳地公开发声的,而在于借此契机把理解、尊重和保护同性恋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什么时候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氛围,同性恋者可以在阳光下心情舒畅地生活,那才是“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真能起到这个作用,我躺着中枪也就认了。


我本人对同性恋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此不必赘言。我承认,这个过程仍未结束,虽然我已经认识到对同性恋的歧视是无知和偏见,但不等于完全摆脱了这种无知和偏见。表现之一是,在谈论两性话题时,我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在异性恋立场上,把相关的感受视为普遍真理,忽视了同性恋者的感受。可以说,这是这场风波给我的最大教育。所以,我要修正上一节结尾的话,我的学习远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今后我会更多关注这个群体,向他(她)们学习我自己单凭思考无法得到的另一种生命经验。